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。
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,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,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,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。
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,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,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。
周赫煊问道:“许博士,如果日寇攻陷南京,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?”
许传音摇头道:“应该不会走。我身体不好,家业也在南京,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。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?”
“不好说,”周赫煊叹息道,“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,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。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,日寇一旦攻陷南京,恐有昔日旅顺之事。”
“大屠杀?”许传音噌的站起来。
“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,”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,“不管如何,战乱一来,百姓遭殃。这20万大洋,还请许博士收下,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,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。”
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,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,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,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,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
直到几个月后,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。
实际上,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,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。对于内迁的难民,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,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,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。
在战争爆发前,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.5万,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,已经只剩下50万了,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。
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,大致分为五类:
一是奉命留下的。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,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,又比如学校、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。
二是自愿留下的。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、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,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。
三是难舍故土的。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,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,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,比如店面、比如房产、比如土地。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,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,他们很难下定决心。
四是难以成行的。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,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,交通工具难寻,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。太辛苦了,而且生活没有保障,他们都不愿走。
五是亲日派。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,或有生意来往,或直接当汉奸,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,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。
历史上,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,耗尽唇舌之力,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。
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?
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,那也得有人相信啊!
周赫煊唯一能做的,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,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,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。比如这种情况,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——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:你让我怎么搬?
有了周赫煊的资助,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。
周赫煊鞠躬敬礼道:“许博士,请你务必帮忙,拜托了!”
这招很管用,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,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:“钱我收下,我给你开一张收条。若是用不上,等以后再还给你,如此可好?”
“多谢!”周赫煊抱拳说。
等把周赫煊送走,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:“什么乱七八糟的?”
在南京大屠杀以前,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,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。
当然,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,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,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,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。
离开南京,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,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。
时值夏季,洪讯将至。
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,估计再过半个月,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,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。
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,得到的答案是,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,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——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。
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,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,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。
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,早建成一天,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,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。
希望能早日建成,并顺利炸毁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