亭中的气氛稍稍有些紧张起来。
苏轼眉头微皱,韩冈这一棒子,可把他也一起扫进来了。
韩冈仿佛没有察觉:“太白一生功业只在诗赋;少陵【杜甫】颠沛半生,三吏三别让人不忍卒读,却无一事可救补天下;摩诘【王维】之为官,可有画中诗,诗中画的半分灵气?陷贼事贼,为臣失节。人之精力有其限数,此处多一点,彼处便会少一点。故而长于诗赋者,往往短于治事,一心难分顾,天资所不能补。”
苏轼脸上写满了不以为然,他随随便便就能举出好些反例。就是他本人,真要处置政务公事,又几曾耽误过?绝不会比任何人差。
章惇笑着插话:“玉昆。按你的说法,令岳又该怎么算?”
“楚国公【王安石】与韩文公【韩愈】一般,都是数百年才得一人,凡夫俗子如何能比?”
“宣徽,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,确是让人追慕,但仕途上可远不如令岳了。”
“玉昆,介甫相公诗文冠绝当代,治政更是立起沉疴、一扫积弊的中兴之功,的确是开国以来第一人。但韩文公,虽有重振儒门一事,在功业上也远有不如的。”
“韩文公排异说、继绝学、兴圣教,只这一事,就让他胜过无数宰相了。”
苏轼说的文起八代之衰,只是韩愈在文学上的功绩,改变了隋唐一直以来偏重骈文的文风,以后世的说法,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,唐宋八大家之谓由此而来。
但在韩冈看来,韩愈在历史上更重要的功绩,是排佛老,兴儒学,让魏晋以来逐渐衰弱的儒门由此一振,至如今再上巅峰。故而当今儒者,多以韩子相称,远不是同为八大家的柳宗元、苏洵辈能比。后世以文学将其归类,其实是忽视了他在延续儒门道统中的作用。
苏轼捻着胡须:“数百年才得一人,不意宣徽对昌黎【韩愈】评价如此之高。不知在宣徽眼中,苏轼、子厚,还有宣徽你,又如何论?”
韩冈看了苏轼一眼,又瞥了一下变得饶有兴趣的章惇,轻笑起来:“子瞻,我们是在说韩文公和楚国公呢。”
苏轼闻言大笑,“论起功业,苏轼的确不能与令岳相比。”
章惇则道:“章惇确实远不如介甫相公,但玉昆你是自谦了。”
韩冈摇头,一点也不是谦虚。没有来自后世的学识,他是比不上王安石这样的人杰的。
“韩冈比之楚公,日后功业或可追及,但文才难及万一。而且没有楚公变法打下的根基,就没有韩冈立功于外的机会,可不敢贪人功为己功。”
韩冈看向苏轼,看他对自己的话还有什么说的。
“种痘法可不是新法的功劳吧。”
韩冈摇头:“不到岭南一游,便不会发现牛痘。”
“还是因缘巧合之故。”苏轼道,“否则去岭南的所在多有,为什么只有宣徽一人发现了牛痘?”
“再巧合也得有前提。就像现在京城赌马赌球,中奖凭的是运气。但不事先去买张赌券,运道再好也中不了。”
“说起赌券,章惇倒是听过有个笑话。”章惇见两人似乎又开始有争执,瞅准了时机,赶快插话进来,“说是京中某人拜遍了神佛,想求一注横财。一日菩萨显灵许了他,可几个月过去了,一文钱都没见到。他再去观音院中抱怨,菩萨就说了,你得先去买张马券吧。”
“苏轼听说的是佛祖许了人百贯横财,他却忘了买马券。上次与王晋卿吃酒,听客人说起过。宣徽也听人说过了吧?”
韩冈点点头。这个笑话其实还是他说给家里面听的,然后传了出去,现在在京城里传得挺广。
“正如这个笑话中的道理,凡事的确都要有前提。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所以苏轼有一事骨鲠在喉。”苏轼看看韩冈,又看看章惇,“如今进士科举,只考经义。国子监中,两千学子也都只求经义,不重文学。并非苏轼杞人忧天,长此以往,朝廷的诏令还能见人吗?”
韩冈虽不在文史上用心,但在他这个地位上,十几年来读书不辍,各代的章疏诰敇都见了不少。各代的文风都有所掌握。其中两汉的诏令,尤其是西汉,最是少见雕琢。回头看西汉文章,即便是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,也不似后世很多骈文那般,用精致的丝绸裹着一包败絮。苏轼的担忧,或者说找出来的借口,在他眼中,完全不值一提。
他硬邦邦的回道:“两汉诏制章疏,不见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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