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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海市的两会终于顺利召开。套用官方喉舌的话,隆重召开,胜利闭幕。
当然,胜利是相对而言。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,赵奎和刘大同一方在两会中大有斩获。
刘大同正式升任常务副市长,赵永亮改任人大副主任,尚东海的父亲正式退休;许清贵调任临海区出任区长一职,而原李亚文的书记位置则由钱凡从外区调来一名姓陆的顶替;原东河县常务副县长马海文成了赵奎的棋子,无意中在赵、钱俩人斗法中获益,调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。
开发区书记王增明正式增补为市委常委,级别副厅,开发区书记任常委,无形中提高了开发区的重要地位,也显示了未来几年以开发区为发展重点的战略意图。
那个忽然神秘空降在开发区的曲晓红,果然像茹光彩所言,顶替许清贵出任管委会副主任,分管工业和经济工作。
两会过后,各县区也开展辖区内的干部调整,各级大小领导都动了起来,每个人都很忙,但都不是忙工作,而是忙着跑动。已经任命而且履新的,要庆祝要答谢;没有提拔没有挪动的,要跑关系送人情。
滨海市官场有句俗话:不跑不送原地不动,只跑不送平级调动,又跑又送提拔重用。
虽然话未必是真的,可谁都不想在跑动上输人一截,败在起跑线上,工作能力受个人资质所限,可是跑动却只看谁的腿勤,还有口袋谁鼓。
随着省、国家两级两会接连召开,尘埃终于落定后,林安然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许多变化。
尚东海被调任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,杨奇出任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,张伟权扶正出任计生局局长,最令林安然意外的是,就连原临海区避风港工商管理所的所长曹建杰,竟然也提拔到开发区工商局出任副局长。
林安然新官上任,少不免就要请客吃饭,还要和圈子里的朋友们聚聚,相互庆贺。在这种斛筹交错中一次次灌醉别人,又一次次被别人灌醉,回到武装部的家中,见了床就像嫖/客见了婊/子,扑上去就不想起来。
********后,国内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年,一位素以手段雷霆、作风廉洁的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。严格来说,这位副总理并非第一次坐上这把交椅,早在1991年届中时,他已经从某直辖市调任入京出任副总理。
他上任的第一件事,就是清理三角债,亲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现场坐镇,现场请款。并且提出注入资金、压货挂钩、结构调整、扼住源头、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,只用了26天,清理拖欠款125亿元,东北问题基本解决。
而第二战,则是金融政策上的宏观调控。首先,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,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,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怠。
其次,他顶着巨大压力,提出分税制,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。多年来,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,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,用某经济学家的话说,是“一个老子,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”,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,一收就死的局面。
他的“第三战”,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,是搞活国营企业。
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,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,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,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。这年的局面是,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,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。
在这年的京城两会上,国内某大型钢铁公司总经理在分组会上大喊:“自主权万岁!”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海城市某村党支书说,“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。”
而另一方面,权力放了下去,到底能不能用好,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,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在这位副总理看来,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,在改革之初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,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,而如今,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,占到了半壁江山,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,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。
同时,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,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。在这种新的局势下,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,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,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,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。
也是在这一年前后,“抓住少数、放活多数”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。
这些政策变动,表面上看起来和远在滨海市当个街道办主任的林安然毫无关系,但适逢盛会,政策的变动难免波及每一层大小官员,和影响着所有人民群众的生活。
滨海市两会过后,赵奎已经下到开发区进行了一次初步摸底,听取了相关部门对于金星农机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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