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党成员篇

，和王安石一样，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。甚至还没经过科场，自学到彻底…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？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，王安石是少年，他也是少年，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，简直不知所谓。

    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？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。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！就由他奠定根基，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。

    理学又可称道学，虽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。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周敦颐吸取营养时从不挑食。他理论根基《太极图》就源自宋初的华山著名睡神道士陈抟的《无极图》(陈抟传穆修、穆修传周敦颐)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、格物致知、存天理、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。

    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，不知所宣扬的“纯儒”“大儒”“圣人”是从何而来的？

    话说几十年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，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。在当时，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位小官，政事精绝，决断出众，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，其余官吏们不敢决断。别的嘛。就泯然众人矣。就这样，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，直到有位有心人悄悄发现了他的秘密：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
    通判，也就是副市长。级别上算周敦颐上司，可对他非常客气，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，请他教育。这就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后成为仅次于孔子、孟子。变成儒教第三、第四位圣人的开端。

    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，别人努力一生，是想成为圣人。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。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。

    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、嵩阳等地讲学，效果怎样不大好说，因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，但经他们不断努力，终于有了些成果。他们被上层领导们知道了，如文彦博。领导作用是巨大的，他们的住处、资金、环境由此大大改善。其中最重要一点就非常痛苦：他们当官了。

    以程颐为例，他当年曾自豪地说：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，每日钻研大道，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了。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，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？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，我要帮助他们。

    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，而此时正是熙宁变法刚刚开始的时段…

    好了！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。说实话：在此时，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。他在变法竞选中，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，必须节约才能有钱。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，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！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，那意味着官员们都可保持现有生活。钱？会由他超凡脱俗、充满魔力的脑子变出来。这是多么诱人，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…

    2月，派刘航出使西夏，册封李秉常。

    3月16日，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但他的上疏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“现在不是要求财，而是要将那些害财的给去了。害财者有三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

    21日，李秉常奉上誓表，愿以塞门、安远2寨交换绥州。获准。

    本月，辽国阻卜部叛乱，辽道宗这才又想起了耶律仁先。将他召回朝廷，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，前往平叛。

    4月11日，参知政事唐介去世。当时的中书省里，宰相曾公亮、富弼均已年迈，参知政事赵抃**难抗。自唐介一死，中书省内基本就成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言堂。神宗皇帝给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与绝大的权力。但没有制约的权力，尤其又是用在变法这一大事上，是否合适，实在值得玩味。当时有谚语“中书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”生是王安石、老是曾公亮、病是富弼、死是唐介、苦是赵抃（曾有一次，王安石怒斥他的这些同僚“公辈坐不读书耳”赵抃当即反驳“君言差矣。皋、夔、稷、契之时，难道有什么书可读吗”）如此的强势，王安石在一开始就为这场轰轰烈烈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。

    之后，王安石的强势再次体现。他力排众议，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、罢免开封知府滕甫。

    12日，宰相富弼、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请罢，诏不许。

    5月18日，翰林学士郑獬、宣徽北院使王拱辰、知谏院钱公辅3人同时被罢。郑獬做为两制官之一的翰林学士，要罢免他，必须得有宰相起草的诏书。当时富弼称病在家、曾公亮出使洛阳，王安石便在未与皇帝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罢免3人的诏书。此事一出，舆论大哗。御史中丞吕诲当即上书弹劾王安石。

    21日，王安石乞辞，宋神宗不许，封还其奏。

    本月，王安石就推出他变法的第一项举措！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、政务、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，最先要求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及考生们的学习课本。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，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。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、抽段默写了，考的是经义、论、策等讨论文，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！

    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，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，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。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《进洪范表》《老子》等文章都有一最显著目的——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！(未完待续。。)</dd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