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法前奏篇

得安宁”

    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“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，不晓世务，你怎么看”王安石答“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一些所谓学者，迂阔蠢笨，根本没学会，才会说经术无用”

    神宗再问“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，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”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

    谈话结束。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、变法正式开始！请问这是咋搞的？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？

    魔力超级大！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。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、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、发展壮大，就必须要遵从它，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，统一天下，都以它为根本！

    那就是光耀后世、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！

    翻历史书，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，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：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、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。没办法，法家讲究实效，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。让既得利益者喜欢。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，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，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，于是造成一现象：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
    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，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《韩非子》，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，检查有没有错处。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，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，哪怕对方是皇子。也撇着嘴冷笑一声“韩非险薄，无足观”儒家学说博大精深，仁义道德啊，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。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。

    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，笑了笑“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，并不是喜欢它”

    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，很会耍花招。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。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
    “变风俗”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，人民不管自服。“立法度”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“治国”从来都鄙视“术”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。那是什么呢？

    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，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。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、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

    儒家和法家，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…

    9日，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，去外地。皇帝不许。

    1069年2月27日，一叫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的全新部门成立。顾名思义，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，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。这部门凭空出现，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，什么东府、西府、两制、内侍，都没你们份，一边呆着去！

    熙宁变法正式开始！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、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。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，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，就直接上了马，是不是太儿戏了呢？

    从1068年4月4日、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，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，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，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、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，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：

    1那是个大秘密，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！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，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查遍史书，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，对此都一字不提！或许是他们没看到，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…

    2变法的速度。急进还是缓变？这是个大问题。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，我们清楚，一件事成功与否，不仅与它立意有关，更与它做法有关。聪明博学如王安石、谨慎小心如宋神宗，这个最起码前提，定会考虑到。只是出于对第一点，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，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，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、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。这是无可奈何的，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…

    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。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、一荣俱荣、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，哪一点出了错，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…

    这三点讨论过后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，到了这时，才能进行实际操作。

    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，将富弼提升为宰相，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、安定人心。而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，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。接下来王安石的“新党”班底成员们，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…

    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，那么谁来帮他呢？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。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。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、举世皆知、遗臭万年，让新党、旧党都摇头。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…(未完待续。。)</dd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