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三十八章:巨变—汪逆出逃(求订阅、求月票)
眼看着又是一年年底,而现在眼看着战争依旧没有结束的意思,反倒是政府和大本营还在不断地扩兵扩兵再扩兵。
截止目前日军共有正规步兵师团34个,除近卫师团在东京、第19师团在朝鲜的罗南之外,其余32个师团全部调来我国,而在关内的24个师团主要是参加对徐州、武汉、广州等地的战略进攻和对占领地区的警备,在其国内又组成临时“留守师团”14个,即留守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6师团,同时还在朝鲜组成留守第20师团,以维持其后方治安和不断地向战地输送兵员。
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,日军的兵力由区区25万直接扩展到了现在的近80万,直接番了三倍还要多,这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。
无奈之下,以石原莞尔为首的部分高级军官期望可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,在这些人的主导和影响下,大本营的一些决策者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,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,而这种改变则是这一年来的第三次变化。
早在1938年初,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,1938年1月16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》的强硬声明。当时可谓是牛逼哄哄,觉得中国没啥大不了的,尤其是蒋政府。
当时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,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,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。
此后,日本政府内要求“重新检讨对华政策”的呼声抬头,1938年11月3日,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,一改过去的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方针,表示:“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。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,更换人事组织,取得新生的成果,参加新秩序的建设,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”。
1938年12月6日,陆军省参谋部公布《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》,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:“以攻占汉口、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,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,切戒急躁。为此,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,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。”
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“以不扩大占领区”为宗旨,确定新黄河、合肥、芜湖、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,以西为作战地区。
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,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,同时加强航空作战,轰炸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,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,促使国民政府崩溃。
随后,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“军事打击为主,和平谈判为辅”,改为“军事打击为辅,和平谈判为主”,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。1938年11月以后,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,和中国政府谈判,结束战争。
而面对日军方面以及日本政府的这种“诱惑”,中国国内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声音,而这几种声音都很响亮,但是态度却截然相反,甚至于导致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彻底分裂!
中日战争爆发后,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:第一种看法是胜利论,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,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,赢得军事上的胜利。
第二种是亡国论,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,毕竟日本的实力摆在那里,中国不管是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还是其它层面都无法和日本相比,总而言之一句话,综合国力相差太大,不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。
第三种是最后胜利论,这部分人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,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,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。
最后一种则是和平救国论,这部分人的想法就有些可笑了,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,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,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,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。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,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,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。
而最后一种理论在国民政府内部是很有市场的,因为信奉和鼓吹这种理论的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,此人在国民党内部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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