忙,登康没说话。
我给方刚和老谢分别打去电话通报,他们俩也很惊讶,方刚说:“他妈的,除了鬼王还能有谁,非要对一个半病不病的老头子下手?这回绝不能放过他!”
“可是没有证据,万一到时候搞错人了呢?”我问。
方刚说不需要证据,也不可能搞错人,鬼王这种人,连自己的亲人都肯落降,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他答应给在菲律宾的朋友打电话,帮着调查调查。
晚上,老谢也给我打来电话,告诉我他认识吉隆坡机场的朋友,能调出这几天从菲律宾到马来西亚机场的乘客名单,可以提供给登康,看他是否有认识的人。我连忙说那当然好,让老谢尽快搞定这事。
从香港回到沈阳,一桩又一桩的突发事件让我很疲惫,同时也觉得鬼王似乎正在成为最大的敌人。当然现在和我们还没太大关系,主要是针对登康和阿赞巴登。但他俩跟我和方刚已经不是普通的合作伙伴,而是好朋友,甚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,所以,我下意识认为鬼王也是我的敌人,至少不是朋友。俗话说: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,而朋友的敌人呢,算不算也是敌人?
小何姑娘得知我回沈阳之后,马上来找我,很不高兴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没了没了的折腾的生意。我无奈表示这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,要么就得折腾做生意,要么就老老实实在沈阳呆着,但也没什么钱赚。
“就不能既在沈阳呆着,又有钱赚?”小何姑娘问。我笑着说哪有这么好的事,又不想付出辛苦,又想衣食无忧赚大钱,可能吗。
小何姑娘表示不解:“按你这么说的话,沈阳市的男人要么收入平平,要么就都得成天往外想,看不见人,才能多赚钱?”我很难想象她会说出这种话,认真地告诉她,不光沈阳市,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那种不用奔波也能靠头脑轻松赚钱的人,但我不是。人分三六九等,我还算是好的。最可怜的不是天天奔波才能赚到钱,而是天天奔波都赚不到钱的那种人。
听了我的理论,小何不置可否,也没再说什么。其实我在心里已经对她开始否定,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过父母那一关,尤其是老娘。在她眼中,男女条件相当,互相不是很讨厌就可以,什么共同语言,人家小何不是哑巴,表达能力也挺强的,你又不是什么艺术家,咋就聊不到一块去。
两天后,我中午去佛牌店看望姐夫,发现店门紧闭上着锁。隔壁美术社大哥说,已经有两三天没营业了,可能是我姐夫有事吧。给他打去电话,姐夫没接,姐姐却给我回短信称两人在外地旅游,信号不好还有漫游费,回来再聊。
我用钥匙打开店门,在店里站着看了半天。从两年前开这个店到现在,还是发生了不少值得回忆的事。比如王娇和孙喜财,比如可爱的少妇白梅,还有那个请佛牌的小偷。躺在里屋的床上,我双手枕着头,心想还是把这个门市给租出去吧,卖佛牌看来在沈阳这种普通居民的生活圈子还是行不通。坐拥几套房产,光吃租金,以后我的日子怎么也不会过得太差。但又在想,如果不当牌商,我能干什么呢?
迷迷糊糊居然睡着了,被推门声惊醒,有顾客进来,但转了不到十秒钟就又出去,看来以为这里是装饰品店。看手机已经是两小时后,还有个未接来电,我这才想起已经把手机给改成震动。
电话是从泰国打来的,号码是居住在泰国东南端边境某城市的一位黑衣师父的助手,那黑衣师父名叫阿赞育,是我在泰国为数不多、完全是自己认识的阿赞之一。